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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读书治学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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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读书治学精选教师培训提高,

简介:季羡林先生是学术大家,他读了一辈子书,研究了一辈子学问,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他是怎样读书的?又是怎样治学的?他的读书和治学经验是什么?他眼中学术界前辈们的治学经验是什么?

季羡林的思想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本书汇集了季羡林先生专门谈读书、治学和他介绍学术界前辈治学经验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广大学生和学者,都会有所启迪。

本书也是季羡林研究所成立以后组织编写的系列书之一。第一本是《季羡林谈人生》。季羡林研究所和当代中国出版社还要陆续合作,推出新书。

作者简介: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临清市人。1930年入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言语,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和德文、法文、英文、俄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现代语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论文多篇。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进行东方学研究。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福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

目录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我最喜爱的书

推荐十种书

我的书斋

我和书

我和北大图书馆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

如何搜集资料

如何利用时间

才、学、识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关

于考证

我的考证

再谈考证

关于义理、

文章与考证

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

“模糊”、“分析”与“综合”

谈翻译

研究、创作与翻译并举

汉语与外语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满招损,谦受益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我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范围

学术研究发展的轨迹--由考证到兼顾义理

我的义理

一些具体的想法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治学经验之谈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

胡适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

朱光潜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汤用彤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后记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

www.ertong6.com 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以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竟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1997年4月8日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我是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枯燥到什么嗜好都没有。我自比是一棵只有枝干并无绿叶更无花朵的树。

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

我读的书可谓多而杂,经、史、子、集都涉猎过一点,但极肤浅,小学中学阶段,最爱读的是“闲书”(没有用的书),比如《彭公案》、《施公案》、《洪公传》、《三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岳》、《说唐》等等,读得如醉似痴。《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是以后才读的。读这样的书是好是坏呢?从我叔父眼中来看,是坏。但是,我却认为是好,至少在写作方面是有帮助的。

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吕德斯是世界公认的梵学大师。研究范围颇广,对印度的古代碑铭有独到深入的研究。印度每有新碑铭发现而又无法读通时,大家就说:“到德国去找吕德斯去!”可见吕德斯权威之高。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从核心部分起,滚雪球似的一直滚到后来成型的大书,其间共经历了七八百年。谁都知道其中有不少层次,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弄清层次问题的又是吕德斯。在佛教研究方面,他主张有一个“原始佛典”(Mrkanm),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我个人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欧美一些学者不同意,却又拿不出半点可信的证据。吕德斯著作极多。中短篇论文集为一书《古代印度语文论丛》,这是我一生受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这书对别人来说,可能是极为枯燥的,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本极为有味、极有灵感的书,读之如饮醍醐。

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空话,无证不信。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没有法子不信服。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先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在一次闲谈时,寅恪先生问我:《梁高僧传》卷二《佛图澄传》中载有铃铛的声音:“秀支替戾周,仆谷劬秃当”是哪一种语言?原文说是羯语,不知何所指?我到今天也回答不出来。由此可见寅恪先生读书之细心,注意之广泛。他学风谨严,在他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给人以启发。读他的文章,简直是一种最高的享受。读到兴会淋漓时,真想浮一大白。

中德这两位大师有师徒关系,寅恪先生曾受学于吕德斯先生。这两位大师又同受战争之害,吕德斯生平致力于Molnavarga之研究,几十年来批注不断。二战时手稿被毁。寅恪师生平致力于读《世说新语》,几十年来眉注累累。日寇入侵,逃往云南,此书丢失于越南。假如这两部书能流传下来,对梵学国学将是无比重要之贡献。然而先后毁失,为之奈何!  1999年7月30日

我最喜爱的书

我在下面介绍的只限于中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不在其中。我的专业书籍也不包括在里面,因为太冷僻。

一、司马迁《

www.ertong6.com 史记》

《史记》这部书,很多人都认为它既是一部伟大的史籍,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个人同意这个看法。平常所称的《二十四史》中,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哪一部也不能望《史记》之项背。

《史记》之所以能达到这个水平,司马迁的天才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是他的遭遇起的作用似乎更大。他无端受了宫刑,以致郁闷激愤之情溢满胸中,发而为文,句句皆带悲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已有充分的表露。

二、《世说新语》

这不是一部史书,也不是某一个文学家和诗人的总集,而只是一部由许多颇短的小故事编纂而成的奇书。有些篇只有短短几句话,连小故事也算不上。每一篇几乎都有几句或一句隽语,表面简单淳朴,内容却深奥异常,令人回味无穷。六朝和稍前的一个时期内,社会动乱,出了许多看来脾气相当古怪的人物,外似放诞,内实怀忧。他们的举动与常人不同。此书记录了他们的言行,短短几句话,而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三、陶渊明的诗

有人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笼统言之,这个称号是恰当的。他的诗确实与田园有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句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从思想内容上来看,陶渊明颇近道家,中心是纯任自然。从文体上来看,他的诗简易淳朴,毫无雕饰,与当时流行的镂金错彩的骈文迥异其趣。因此,在当时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诗的评价并不高,在《诗品》中,仅列为中品。但是,时间越后,评价越高,最终成为中国伟大诗人之一。

四、李白的诗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这一点是谁都承认的。杜甫对他的诗给予了最高的评价:“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的诗风飘逸豪放。根据我个人的感受,读他的诗,只要一开始,你就很难停住,必须读下去。原因我认为是,李白的诗一气流转,这一股“气”不可抗御,让你非把诗读完不行。这在别的诗人作品中,是很难遇到的现象。在唐代,以及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对李白的诗几乎只有赞誉,而无批评。

五、杜甫的诗

杜甫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千余年来,李杜并称。但是二人的创作风格却迥乎不同:李是飘逸豪放,而杜则是沉郁顿挫。从使用的格律上,也可以看出二人的不同。七律在李白集中比较少见,而在杜甫集中则颇多。摆脱七律的束缚,李白是没有枷锁跳舞;杜甫善于使用七律,则是带着枷锁跳舞,二人的舞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文学批评史上,杜甫颇受到一些人的指摘,而对李白则绝无仅有。

六、南唐后主李煜的词

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传留下来的仅有三十多首,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仍在江南当小皇帝,后期则已降宋。后期词不多,但是篇篇都是杰作,纯用白描,不作雕饰,一个典故也不用,话几乎都是平常的白话,老妪能解;然而意境却哀婉凄凉,千百年来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在词史上巍然成一大家,受到了文艺批评家的赞赏。但是,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赞美后主有佛祖的胸怀,我却至今尚不能解。

七、苏轼的诗文词

中国古代赞誉文人有三绝之说。三绝者,诗、书、画三个方画皆能达到极高水平之谓也,苏轼至少可以说已达到了五绝:诗、书、画、文、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最全面的伟大天才。论诗,他为宋代一大家。论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笔墨凝重,大气磅礴。论书,他是宋代苏、黄、宋、蔡四大家之首。论词,他摆脱了婉约派的传统,创豪放派,与辛弃疾并称。

八、纳兰性德的词

宋代以后,中国词的创作到了清代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名家辈出,风格不同,又都能各极其妙,实属难能可贵。在这群灿若列星的词家中,我独独喜爱纳兰性德。他是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生长于荣华富贵中,然而却胸怀愁思,流溢于楮墨之间。这一点我至今还难以得到满意的解释。从艺术性方面来看,他的词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九、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胡适之先生给予《儒林外史》极高的评价。诗人冯至也酷爱此书。我自己也是极为喜爱《儒林外史》的。

此书的思想内容是反科举制度,昭然可见,用不着细说,它的特点在艺术性上。吴敬梓惜墨如金,从不作冗长的描述。书中人物众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讲一个小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话,活脱脱一个人就仿佛站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这种特技极为罕见。

十、曹雪芹的《红楼梦》

在古今中外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红楼梦》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状元。中国其他长篇小说都没能成为“学”,而“红学”则是显学。《红楼梦》描述的是一个大家族的衰微过程。本书特异之处也在它的艺术性上。书中人物众多,男女老幼,主子奴才,五行八作,应有尽有。作者有时只用寥寥数语而人物就活灵活现,让读者永远难忘。读这样一部书,主要是欣赏书中高超的艺术手法。那些把它政治化的无稽之谈,都是不可取的。

2001年3月21日

推荐十种书

一、《红楼梦》

《红楼梦》是古今中外最优秀最杰出的长篇小说。我不谈思想性,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只谈艺术性。本书刻画人物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人物一开口,虽不见其人;但立刻就能知道是谁。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实无其匹。

二、《世说新语》

这也是一本奇书。当时清谈之风盛行。但并不是今天的“侃大山”,而要出言必雋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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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林外史》

本书是中国小说中的精品。结构奇特,好像是由一些短篇缀合而成。作者惜墨如金,描绘风光,刻画人物,三言两语,而自然景色和人物性格,便跃然纸上。尤以讽刺见长,作者威仪俨然。不露笑容,讽刺的话则入木三分,令人忍俊不禁。

四、李义山诗

在中国诗中,我同曹雪芹正相反,最喜欢李义山的诗。每个人欣赏的标准和对象,不能强求一律。义山诗词藻华丽,声韵铿锵。有时候不知所言何意,但读来仍觉韵味飘逸,意象生动,有似西洋的pure poetry(纯诗)。诗不一定都要求懂。诗的词藻美和韵律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汉诗还有一个字形美。

五、李后主词

后主词只有短短几篇。他不用一个典故,但感情真挚,动人心魄。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言似夸大,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后主,他也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没有多大分量。但是,如果缺一个后主,则中国文学史将成什么样子?

六、《史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此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司马迁说:“诟莫大于宫刑。”他满腔孤愤,发而为文,遂成《史记》。时至今日,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历史是最无情的。

七、陈寅恪《寒柳堂集》

八、陈寅恪《金明馆丛稿》

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融铸今古。他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乾嘉朴学大师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发扬了西方近代考据之学,实又超出二者之上。他从不用僻书,而是在人人能读人人似能解的平常典籍中,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即他常说的“发古人之覆”。他这种本领达到了极高明的地步,如燃犀烛照,洞察幽微,为学者所折服。陈先生不仅是考据家,而且是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实超过许多哲学家。

九、德国Heinrich Lüders(吕德斯)Philologica Indica(《印度语文学》)

在古今中外的学人中,我最服膺,影响我最深的,在中国是陈寅恪,在德国是吕德斯。后者也是考据圣手。什么问题一到他手中,便能鞭辟入里,如剥芭蕉,层层剥来,终至核心,所得结论,令人信服。我读他那些枯燥至极的考据文章,如读小说,成了最高的享受。十、德国ESieg(西克)、WSiegling(西克灵)和WSchulze(舒尔茨)Tocharische Grammatik(《吐火罗语法》)

吐火罗语是一种前所未知的新疆古代民族语言。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一些残卷,字母基本上是能认识的,但是语言结构,则毫无所知。三位德国学者通力协作,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日日夜夜,终于读通,而且用德国学者有名的“彻底性”写出了一部长达518页的皇皇巨著,成了世界学坛奇迹。

1993年5月29日

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个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搜集极勤,写作极苦。但是,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了。我自己这个毛病比较少,我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得出了结论,写成了文章;但我并不把它置诸脑后,而是念念不忘。我举几个例子。

我于1947年写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其中包括外国研究水平和资料,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自己并不满意,耿耿于怀者垂四十余年。一直到1989年,我得到了新材料,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解决了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极喜。最令我欣慰的是,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心中颇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佛典梵语中-am>o和u的几篇文章。1944年我在德国哥廷根写过一篇论文,谈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比如美国的FEdgerton,在他的巨著《混合梵文文法》中多次提到这个音变现象。最初坚决反对,提出了许多假说,但又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最后,半推半就,被迫承认,却又不干净利落,窘态可掬;因此引起了我对此人的鄙视。回国以后,我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对Edgerton加以反驳。但在我这方面,我始终没有忘记进一步寻找证据,进一步探索。这些情况我在上面的叙述中都已经谈到过。由于资料缺乏,一直到了1990年,上距1944年已经过了46年,我才又写了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在这里,我用大量的新资料,证明了我第一篇论文的结论完全正确,无懈可击。

例子还能举出一些来,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也就够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某一个时期集中精力研究一个问题,成果一出,立即罢手。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听说,国外已有学者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逝不停的。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搜集资料必须有竭泽而渔的气魄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资料是最重要的。在旧时代,虽有一些类书之类的书籍,可供搜集资料之用,但作用毕竟有限。一些饱学之士主要靠背诵和记忆。后来有了索引(亦称引得),范围也颇小。到了今天,可以把古书输入电脑,这当然方便多了。但是已经输入电脑的书,为数还不太多,以后会逐渐增加的。到了大批的古书都能输入电脑的时候,

www.ertong6.com 搜集资料,竭泽而渔,便易如反掌了。那时候的工作重点便由搜集转为解释,工作也不能说是很轻松的。

我这一生,始终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我搜集资料始终还是靠老办法,笨办法,死办法。只有一次尝试利用电脑,但可以说是毫无所得,大概是那台电脑出了毛病。因此我只能用老办法,一直到我前几年集中精力写《糖史》时,还是靠自己一页一页地搜寻的办法。关于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了。

不管用什么办法,搜集资料决不能偷懒,决不能偷工减料,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在电脑普遍使用之前,真正做到百分之百的竭泽而渔,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也必须做到广征博引,巨细不遗,尽可能地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搜集在一起。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一靠勤奋,二靠个人的天赋,而前者尤为重要。我个人认为,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一点搜集到的资料,就茫然做出重大的结论。我生平有多次经验,或者毋宁说是教训,我对一个问题做出了结论,甚至颇沾沾自喜,认为是不刊之论。然而,多半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又发现了新资料,证明我原来的结论是不全面的,或者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我时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总之,一句话:搜集资料越多越好。如何搜集资料

如何搜集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最常见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可这也不是唯一的办法。陈寅恪先生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成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纸上,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比如,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竟比原文还要多几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我看到别人也有这个情况,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约略等于陈先生的眉批。卡片面积太小,这样做是办不到的。材料抄好以后,要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最好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否则,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片,上面记的可能是最关重要的材料,这样会影响你整篇文章的质量,不得不黾勉从事。至于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这是不言自喻的。但是,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完整的程度,那也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千万要警惕,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这样写成的文章,其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有联系的就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只要与你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文和专著的目录,你必须清楚。否则,人家已经有了结论,而你还在卖劲地论证,必然贻笑方家,不可不慎。

我想顺便谈一谈材料有用无用的问题。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有个时机问题。大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你脑海里有某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你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也并不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你的眼中。反之,如果你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则所有这样的资料对你都是无用的。但是,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自己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你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你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会思考起乙问题来。你可能回忆起以前看书时曾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现在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这样的经验我一生不知碰到多少次了,想别人也必然相同。  那么怎么办呢?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多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索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

1988年

如何利用时间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1988年

才、学、识

www.ertong6.com 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我在下面分别谈一谈。

理论

现在一讲理论,我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一、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绝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它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哲学家们有权利去作深奥的阐述,我辈外行,大可不必。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如此而已。我这种幼儿园水平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和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

知识面

要求知识面广,大概没有人反对。因为,不管你探究的范围多么窄狭,多么专门,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你的眼光才能放远,你的研究才能深入。这样说已经近于常识,不必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一点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精通一门自然科学,那就更好。今天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学科界线越来越混同起来,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越来越多。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学科阵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此外,对西方当前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不管你认为多么离奇荒诞,也必须加以研究,至少也应该了解其轮廓,不能简单地盲从或拒绝。

外语

外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若再详细论证,恐成蛇足。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从今天的世界情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听,能说,能写。今天写学术论文,如只用汉语,则不能出国门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如不能听说英语,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就是如此地咄咄逼人,我们不能不认真严肃地加以考虑。

汉语

我在这里提出汉语来,也许有人认为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我还不能说汉语吗?”“我还不能写汉文吗?”是的,你能说,也能写。然而仔细一观察,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汉语水平是非常成问题的。每天出版的报章杂志,只要稍一注意,就能发现别字、病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真要想写一篇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绝非轻而易举。要能做到这一步,还必须认真下点工夫。我甚至想到,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进一步,比学习外语还难。只有承认这一个事实,我们的汉语水平才能提高,别字、病句才能减少。  我在上面讲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都平淡无奇。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这同我在上面引鲁迅先生讲的笑话中的“勤捉”一样,看似平淡,实则最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我想到这样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写了出来,其意不过如野叟献曝而已。

1988年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王国维在他著的《人间词话》里说了一段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又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尽管王国维同我们在思想上有天渊之别,他之所谓“大学问”、“大事业”,也跟我们了解的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段话的基本精神,我们是可以同意的。

现在我就根据自己一些经验和体会来解释一下王国维的这一段话。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思是:在秋天里,夜里吹起了西风,碧绿的树木都凋谢了。树叶子一落,一切都显得特别空阔。一个人登上高楼,看到一条漫长的路,一直引到天边,不知道究竟有多么长。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立志做一件事情时的情景。志虽然已经立定,但是前路漫漫,还看不到什么具体的东西。

说明第二个境界的那几句词引自欧阳修的蝶恋花。王国维只是借用那两句话来说明:在工作进行中,一定要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日夜不停,坚持不懈,以致身体瘦削,连衣裳的带子都显得松了。但是,他(她)并不后悔,仍然是勇往直前,不顾自己的憔悴。

在三个境界中,这可以说是关键。根据我自己的体会,立志做一件事情以后,必须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成功。无论是在对自然的斗争中,还是在阶级斗争中,要想找出规律,来进一步推动工作,都是十分艰巨的事情。就拿我们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吧,搞自然科学的,既要进行细致深入的实验,又要积累资料。搞社会科学的,必须积累极其丰富的资料,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在工作中,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决不容许有任何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许徘徊犹豫。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

工作是艰苦的,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对王国维来说,工作的动力也许只是个人的名山事业。但是,对我们来说,动力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动力同王国维时代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所谓不顾身体的瘦削,只是形象的说法,我们决不能照办。在王国维时代,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既要刻苦钻研,同

www.ertong6.com 时又要锻炼身体。一马万马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

此外,我们既要自己钻研,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老师和学生一教一学,就好像是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跑下去,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之所以要尊师,就是因为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们要从他手里接棒;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比他跑得远,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明第三个境界的词引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意思是:到处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几百遍几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头,那人原来就在灯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国旧小说常见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来说明获得成功的情形。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苦干、实干、巧干。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这三个境界,一般地说起来,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极其辉煌的。他这一番话,完全出自亲自的体会和经验,因此才这样具体而生动。

到了今天,社会大大地进步了,我们的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学习动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应该立下雄心大志,一定要艰苦奋斗,攀登科学的高峰。

1959年7月

勤奋、天才(才能)与机遇

人类的才能,每个人都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般人称之为“天才”。有没有“天才”呢?似乎还有点争论,有点看法的不同。“文化大革”期间,有一度曾大批“天才”,但其时所批“天才”,似乎与我现在讨论的“天才”不是一回事。根据我六七十年来的观察和思考,有“天才”是否定不了的,特别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你能说贝多芬、莫扎特不是音乐天才吗?即使不谈“天才”,只谈才能,人与人之间也是十分悬殊的。就拿教梵文来说,在同一个班上,一年教下来,学习好的学生能够教学习差的而有余。有的学生就是一辈子也跳不过梵文这个龙门。这情形我在国内外都见到过。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也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我只是感到,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的极限是有限度的。

现在,我来谈一谈天才、勤奋与机遇的关系问题。我记得六十多年前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时,读过一首英国诗人Thomas Gray的诗,题目大概是叫《乡村墓地哀歌(Elegy)》。诗的内容,时隔半个多世纪,全都忘了,只有一句还记得:“在墓地埋着可能有莎士比亚。”意思是指,有莎士比亚天才的人,老死穷乡僻壤间。换句话说,他没有得到“机遇”,天才白白浪费了。上面讲的可能有张冠李戴的可能;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原谅。

总之,我认为,“机遇”(在一般人嘴里可能叫做“命运”)是无法否认的。一个人一辈子做事,读书,不管是干什么,其中都有“机遇”的成分。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机遇”不垂青,我至今还恐怕是一个识字不多的贫农,也许早已离开了世界。我不是“王半仙”或“张铁嘴”,我不会算卦、相面,我不想来解释这一个“机遇”问题,那是超出我的能力的事。  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

关于是不是应该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这个问题,现在几乎没有详细讨论的必要了。我想,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还反对这样做,还想把学术关在天上,只放出点余光来,让留在地上的人民大众仰头赞叹,顶礼膜拜。但我为什么现在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我的主要用意是想把一个在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关于这方面思想改造的过程写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对有些人也许还有点参考的价值。

我自己是一个在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自从自己有了点知识那一天起,我就有一个偏见:我反对一切通俗化的举措,看不起一切通俗化的书籍。我当然崇拜专家,但我所最崇拜的却是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的专家。问题的范围愈小愈好,牛角愈钻得深愈好。最好是一头钻进去,钻上三年五载,然后写出一篇论文来,这篇论文也许世界上只有几个人肯读,只有几个人能够读得懂,这样一个专家在我眼中才真正是一个专家,才真正值得佩服。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崇拜过爱因斯坦,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神童,十几岁就了解了相对论。相对论我到现在还一丝一毫都不了解,何况20年前?我当时甚至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男是女,是哪一国人,相对论是属于哪一门科学的。我只听说,相对论世界上只有7个半人懂,我于是立刻觉得,学问到了这个地步才真正算是学问,便对这位爱因斯坦先生肃然起敬了。后来自己弄印度和古代中亚语言学。倘若有人也研究印度语言学或古代中亚语言学,我当然并不反对。倘若有人在这方面有什么著作,我当然很高兴看到。但我自己所最向往的却是能够对印度语言学或古代中亚语言学上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问题写上一部大书,对一个简单的单字写上一篇长长的论文,最好还是能够写到深奥复杂到一个程度,让一般人,连专家在内,都看不懂,这样我觉得才够味,这样才是真正的学术,学术的妙处就在这一点神秘味。倘若有人写一部通俗的书,无论这个人是怎样有地位的专家,我过去也许对他曾经一度崇拜过,我立刻就会看不起他。他的书无论写得多么好,我总拒绝去看。有时我甚而还搜寻世界上最刻毒的话来批评,武断地抹杀它的一切好处,即便勉强看了有时候也觉得的确写得还不坏;但我的偏见却不让我去赞美它。我总觉得一本让大家都能看懂的书一定没有价值,大家都能看懂了,学术还有什么神秘味呢?学术而没有神秘味,那还值得我们崇拜吗?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并没有想到这问题,因为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是不是有奇货可居的意思呢?在意识里,我自问确实是没有;但在潜意识里,那就不敢说了。几千年以来,无论是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土里,在所谓文明国家里也好,在所谓野蛮国家里也好,学问都操在一小部分的特权阶级手里,学问成了一部分人统治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重要武器。中国古代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这完全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心理。“民”怎样才可以“知”呢?有了学问就会知了。正像古代的天神把火的秘密紧紧地握在手里一样,统治者把学问紧紧地握在

www.ertong6.com 手里。他们还散布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谣言,劳心者就是有学问的人,劳力者就是没有学问的人,人而没有学问,当然只好被治了。同这谣言同时流行的还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谣言和这些诗歌都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创造。于是统治者就利用这些有学问的人,这些有学问的读书人也就帮助他们的“天子”把“民”一下统治了几千年。

在古代的印度情形也差不多。当时研究学问的种种方便都操在第一阶级的婆罗门手里,只有他们有权利可以同神们办交涉,他们可以诵读吠陀圣典,可以唱赞美神的诗,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他们也就利用他们的学问,把原始人创造的神话加以改变或者自己创造神话,来麻醉人民,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在古代印度人第一圣典梨俱吠陀第十卷里有一首诗叫做原人歌,里面有两首诗,我现在译在下面:

把原人分割开来,有几种变现呢?他的嘴是什么?他的胳臂怎样?他的腿怎样?他的两足叫什么名字?

他的嘴是婆罗门,他的胳臂是王族,他的腿是吠舍(平民),从他的双足里生出首陀罗(最低阶级)。

整个原人歌的意思就是把宇宙万有幻想成一个巨人,太阳是他的眼睛,风是他的呼吸,空界是从他的脐里生出来的,天界是他的头化成的,地界就是他的足---这些都可能是原始人类的想法。但有学问的婆罗门人就利用了这原始神话,把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四个阶级的来源也神化了。因为自己是第一阶级,就说什么自己是从原人嘴里生出来的,阶级愈低,生出的地位也就愈低,到了首陀罗,就只好从原人的脚下面产生了。这当然都是鬼话,但学问在婆罗门手中,谣言也只好由他们来造,别的阶级只好受他们的麻醉了。

在欧洲中世纪我们找到同印度几乎完全相同的例子。当时教士阶级也是第一阶级,学问也几乎完全操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命是具有神圣性格的人,他们有独占管理圣餐的权利,与一般凡人迥乎不同。他们先用种种方法脱开了普通法律的羁绊,终于完全不受政府的支配。罗马有一位主教基拉西乌斯曾说:“支配世界的有两种力量,教士与国王。第一种力量当然在第二种之上,因为人类行为,连国王在内,都是由他们对上帝负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作风,完全同他们在印度的同事婆罗门一样。倘若有人说,上面这一段话是一位印度婆罗门说的,我想,也没有人会怀疑。

类似上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来;但只是上面举的几个例子也就可以告诉我们,特权阶级怎样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利用学问来巩固他们的特权,维持他们在社会上高高在上的地位。我自己以前之所以反对把学术通俗化,是不是也有这个动机,我自己确实还没有意识到;但在潜意识里恐怕就很难免有这样的动机。

但终于来了解放。对我自己说,解放真像暗夜里一线光明,照澈了许多糊里糊涂的思想。我过去当然不会是唯物,但也谈不上唯心,我根本没有唯什么,只是模糊一团。我自己研究的是印度语言学和中亚古代语文。这一切就是我的天地,我天天同各种奇形怪状的字母相对,脑筋里想到的只是文法变化,根本没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兴趣来谈哲学上思想上的问题,谈唯什么的问题,虽然思想里存在着许多唯心的不科学的成分。解放以后,大家都搞学习,我也参加进去。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我绝不敢说,我的思想已经打通了,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却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大大地改变了。以前根本没有想到像自己这样一个人还有这样多的问题。当然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经是尽善尽美;但也没有觉到自己还有检讨一下自己的必要。让我改变看法的主要原因,除了书本子上的理论以外,就是实际的例子。我几乎天天在报纸上读到作为新中国的主人的工人的创造天才,读到关于工人工作情绪高扬的记载。我钦佩这些以前被压迫的从来没有多少机会求得学问的人们的精神。另外,我还看到了真正的民间艺术。对这些艺术我以前也没有什么了解,也可以说是,没有了解的机会。但我现在却亲耳听到了民歌和根据民歌改造的歌,我亲眼看到了在匈牙利获得特奖的民间舞蹈艺术腰鼓舞。这些歌声才真正是盛世之音,里面洋溢着一片生机、一团力量,确实能够表达出新中国伟大的精神,象征出中国将来远大灿烂的前途。再回想起解放前随地都可以听到的柔媚的歌声,古人所谓亡国之音大概就是那样罢。说到民间舞蹈,更是住在大都市里的知识分子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腰鼓舞获得世界特奖,有少数的人还觉得奇怪;但我却以为,像中国腰鼓舞这样的艺术,倘若在世界上得不到特奖,那才是怪事呢。像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我现在才真正认识了人民大众的伟大,我仿佛是一个井底之蛙,今天从井里跳出来,看到了天地之大。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也是相信“英雄造时势”的。我觉得历史就是几个所谓伟人造成的,没有他们,社会就没有变化,他们就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说到学术,我更坚定不移地相信,一部学术史就是几个大学者的历史。没有哥白尼,我们就一直到现在还会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没有爱因斯坦,我们就不会有相对论。在学术史上大学者的地位就同在历史上的“英雄”完全一样。

但是现在人民大众创造力的伟大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不容我们不承认。历史上一切进化的根源都是从人民大众那里来的,他们才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历史上所谓“英雄”,同学术史上的大学者一样,当然有他们一定的作用,无论谁也不会一笔抹杀;但他们只不过适应了人民大众共同的要求,或者把人民大众所获得的经验总结起来使社会进化加速一步或学术水平提高一步。脱离了人民大众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人民大众的创造力既然这样伟大,在过去得到应得的发展没有呢?根本没有得到,因为学问操在极少数的特权阶级手里,学问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和护身符,他们把学问谨慎地锁起来,像一个囤积商人囤积奇货,不让它与人民大众发生关系,恐怕秘密泄露了,失掉自己的地位。人民大众失掉求得学问的机会,自己的创造力只好在极不正常极艰苦的条件下慢慢发展。现在解放了,我们应该把学术交还给人民大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四十九条明确地规定了:“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就是要指明,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无论哪一行的专家都应该严格执行这一条的规定,把他们专门研究的学问用通俗的形式写出来,让人民大众能够了解,能够接受。倘若大家都这样做,我敢相信,人民大众的创造力,得了专门学问的辅助,将会更高地发扬起来,空前地发扬起来。然后我们再在普及的基础上把学术水平逐渐提高,普及的程度愈大,水平也就愈提得高。过去是几个学者

www.ertong6.com 把自己关在图书馆或研究室里孤独地研究和发明,现在是全体人民大众都参加到这发明和研究工作里来,这样一来,一方面普及,一方面提高,愈普及就愈提高,愈提高就愈普及,交互影响,学术将会飞跃地前进。只有这样,被封锁了几千年的人类创造的智慧,才真正地得到解放。

1949年11月18日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在芸芸众生中,有一种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教书匠,或者美其名,称之为“学者”。我们这种人难免不时要舞笔弄墨,写点文章的。根据我的分析,文章约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被动写的文章,一是主动写的文章。

所谓“被动写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一千多年的应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文章多半是“代圣人立言”的,或者是“颂圣”的,不许说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会说废话。记得鲁迅在什么文章中举了一个废话的例子:“夫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者实中怀之在抱。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后面好像还有,我记不清楚了)这是典型的废话,念起来却声调铿锵。“试帖诗”中也不乏好作品,唐代钱起咏湘灵鼓琴的诗,就曾被朱光潜先生赞美过,而朱先生的赞美又被鲁迅先生讽刺过。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也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至于主动写的文章,也不能一概而论。仔细分析起来,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交“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需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像吾辈“爬格子族”的人们,非主动写文章以赚点稿费不行,只靠我们的工资,必将断炊。我辈被“尊”为教授的人,也不例外。

在中国学术界里,主动写文章的学者中,有不少的人学术道德是高尚的。他们专心一致,唯学是务,勤奋思考,多方探求,写出来的文章尽管有点参差不齐;但是他们都是值得钦佩、值得赞美的,他们是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脊梁。

真正的学术著作,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单篇的论文与成本的专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许多大部头的专著,像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辉煌璀璨的巨著,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这里不再详论。我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单篇论文的问题。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论文则没有这种负担,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新意,它与专著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我在上面几次讲到“新意”,“新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出于“灵感”的,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见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昼思夜想,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便豁然顿悟。吾辈平凡的人,天天吃苹果,只觉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捞什子“地心吸力”干什么!在科学技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现在先不去谈它了。

在以前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学术界曾大批“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因为这样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须心中先有一件先入为主的教条的东西要宣传,这样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学术新意”是触犯“天条”的。这样的文章一时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这样的文章印了出来,再当做垃圾卖给收破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白色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以外,丝毫无补于学术的进步。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觉得可惜---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读杂志的风气,颇为不振,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写去写去。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国际学术接轨”。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

“学术良心”,好像以前还没有人用过这样一个词,我就算是“始作俑者”吧。但是,如果“良心”就是儒家孟子一派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的话,我是不信这样的“良心”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质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本能作斗争的一生。有的人胜利了,也就是说,既要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人。让别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为别人着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是地道的坏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有人要问:既然你不承认人性本善,你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十分满意的解释。《三字经》上的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中的“习”字似乎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过了幼稚阶段,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会感到,人类必须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如果一个人只想到自己,或都是绝对地想到自己,那么,社会就难以存在,结果谁也活不下去。

这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头来谈“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学术涵盖面极大,文、理、工、农、医,都是学术。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

www.ertong6.com 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在国际上和我们国内,这样的骗子亦非少见。这样的骗局决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为鉴戒。

这样明目张胆的大骗当然是决不允许的。还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骗,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戒心。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下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讲演,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成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这种例子也不是稀见的。还有,有人在谈话中告诉了他一个观点,他也据为己有。这都是没有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的行为。

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  我在这里补充几点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的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几个特色:“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这同我在上面谈的学术道德(梁启超的“德”)完全一致。可见清代学者对学术道德之重视程度。

此外,梁启超上书中还举了一点特色:“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可以补充在这里,也可以补充在上一节中。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治学经验之谈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专门研究范围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在这一方面,他是蜚声世界的权威。他的老师是德国的梵文大家吕德斯教授,也是以学风谨严著称的。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但是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按德国规定,一个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念三个系: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两个副系是斯拉夫语文系和英国语文系。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某一个教授做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对我来讲,我好像是没有经过那样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第四学期念完,教授就主动问我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我听了当然是受宠若惊,立刻表示愿意。他说,他早就有一个题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问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时候对梵文所知极少,根本没有选择题目的能力,便满口答应。题目就这样定了下来。佛典《大事》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语,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语言发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对这种语言感兴趣,其基础就是当时打下的。

题目定下来以后,我一方面继续参加教授的习弥那尔,听英文系和斯拉夫语文系的课,另一方面就开始读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还要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忙得不可开交。此时国际环境和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劣。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不但黄油和肉几乎绝迹,面包和土豆也仅够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黄油和面包都掺了假,吃下肚去,咕咕直叫。德国人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但在当时,在电影院里,屁声相应,习以为常。天上还有英美的飞机,天天飞越哥廷根上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炸弹落下,心里终日危惧不安。在自己的祖国,日本军国主义者奸淫掳掠,杀人如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书的。家里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这种内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尔睡上一点,也是噩梦迷离。有时候梦到在祖国吃花生米,可见我当时对吃的要求已经低到什么程度。几粒花生米,连龙肝凤髓也无法比得上了。

我的论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慢慢地写下去的。我想,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分量的长的绪论,说明“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只有这样,论文才显得有气派。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做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做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动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做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画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捧,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

www.ertong6.com 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我感激这一次打击,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我现在也早就有了学生了,我也把我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那里接来的衣钵传给了他们。

1987年

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站在学术新潮流的前面

各国学术发展史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学术同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都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变动的。变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不外两项,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一是新观点、新方法的萌生。梁启超论晚清时代中国学术发展时说: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瞻。(《清代学术概论》)

这里讲了晚清时代一些新学问的开端,但是没有着重讲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补充了梁启超的话。

他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引自《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附录1:《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王国维讲,方壮猷记注。。

静安先生对新材料之发见能推动新学问之诞生,从中国学术史上加以阐述,令人信服。他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王静安先生的总结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非常正确的。

寅恪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引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他借用了佛教现成的术语,生动地、形象地提出了“预流”问题。我个人认为,不能再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方法了。根据这个标准,历代许多大学者都有一个预流的问题。不预流,就无法逃脱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窘境,学术就会陈陈相因,毫无生气,也绝不可能进步。征之中外学术史,莫不皆然。王静安先生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学术之所以彪炳辉煌,远迈前古,其根源就在这里。

而在众多的获得预流果的学者中,寅恪先生毫无疑问是独领风骚的。他的成就之所以超绝人寰,关键就在这里。王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新发见,寅恪先生都有所涉猎。但是,人们都知道,他做学问最为慎重。他深知博与约的辩证关系。他决不炫学卖弄,哗众取宠。研究任何问题,都有竭泽而渔的气概,必须尽可能地掌握全部资料,才从中抽绎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他之所以自称为“不古不今之学”,正是他这种精神的表现。他自谦不通的学问,按之实际,也比一些夸夸其谈者高明不知多少倍。从他一生治学的道路来看,他是由博返约的。中晚年以后,治学比较集中。他非常尊重静安先生,“风义平生师友间”的诗句可以为证。但是他对王先生的经常改换题目,也还是有看法的。

他自己在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中,根据由博返约的精神,最后集中在敦煌写经和外族文字上;在历史研究方面,最后集中到隋唐史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史上。生平学术创获也多在这几个方面。

总之,寅恪先生是预流的楷模。连中印文化关系史方面许多创获,也与此有关。他永不满足于已有的结论,在他一生学术追求中,他总是站在“流”的前面。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  对一个学者来说,治学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可惜在今天的学术界难得解人矣。我不认为,我们今天的学风是完美无缺的。君不见,在“学者”中,东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装懂者有之,道听途说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脑袋中空立一论,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证实”者更有之。这样的“学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么叫治学方法。

寅恪先生十分重视自己的治学方法。晚年他的助手黄萱女士帮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是立下了大功。有一次,寅恪先生对她说:“你跟我工作多年,我的治学方法你最理解。”黄女士自谦不很理解。寅恪先生一叹置之。他心中的痛苦,我们今天似乎还能推知一二。可惜我们已经回天无力,无法向他学习治学方法了。现在我来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实在有点不自量力,诚惶诚恐。但又觉得不谈不行。因此,我谈的只能算是限于个人水平的一点学习心得。

什么是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呢?

一言以蔽之,曰考据之学。

这是学术界的公言,不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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