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两颗巨星之后最辉煌的明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数量上占唐代诗人第—位的二千八百多首诗，且其中不乏至今脸炙人口的名诗佳句，还因为他继承了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了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新乐府运动。他的至今还有巨大参考价值的现实主义诗论，对这一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白居易的独特贡献。

关于白居易现实主义诗论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名言，他的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核心思想，以及他的诗歌是现实的反映的文学观点，人们已讲得很多，研究得很深了。这里只是就《与元九书》及白居易的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诗论中的矛盾与得失谈—点肤浅的体会。

   一、为君与为民不能统一。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诗人明确地把为君和为民放在一起。诗人的这种观点，与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历来的评论家早已指出，他的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由于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实践，儒家的正统观念在他思想中占了主要地位。儒家思想有忠君尊王的—面，也有爱国爱民的—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消极独善的一面，白居易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与元九书》)然而，儒家思想毕竟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白居易既然接受了这种思想，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便不可能不是为君、为统治者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道家、法家之流是一贯反对文学艺术的，他们对文学艺术深恶痛绝，恨不得毁灭得干干净净。而儒家，从它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开始，一直提倡文学，因为文学可以“兴、观、群、怨”（“兴”具有审美功能，指有感而发。是通过艺术形象去感染人、教育人。“观”具有认识功能，指认识社会人生。“群”具有教育功能，指通过艺术形象的教育、感染，以达到沟通、团结的目的。“怨”具有批评功能，指有感而发，反感而作。）“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可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说到底，就是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为统治者服务。白居易当然不能摆脱这种影响，他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育，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育、华声、实义”(《与无九书》)。诗人很清楚诗歌的特征：它具有感化作用，能帮助统治阶级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还说：“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诗人认为，诗歌只要“之以六义，纬之以五音”，就可以沟通统治者和人民的感情和关系，就能“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这样，社会矛盾得到调和，于是“上下交相，内外胥悦”(《策材六十九》)，统治者可以垂拱而理，稳坐金銮殿了。为了“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让统治者垂袖而治，白居易不但提出为君而作，还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积极建议组织采诗，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做到“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策材六十九》)，不再使皇帝耳目闭塞，被小人包围，成为昏庸之君。他在《新乐府采诗官》一诗里说得很深刻：“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队君耳难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白居易的忠君、为君之心，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无须为他的现实主义诗论讳言，不应该因为他写下那么多深刻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讽喻诗就只讲他为人民的—面，而恶视了或故意逃避了他为君的一面。

    但是，白居易毕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儒家正统思想中也有爱民的一面。他不会忘记自己少年时期因家贫，父亲早死而尝到的艰难生活的滋味，他也不会忘记自己青年时期在颠沛流离中看到的人民的痛苦，听到他们在重压下发出的呻吟。他深切同情人民，一心要为人民说话。在“为君，为民而作”中，他强调的是为民。他勇敢地喊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诗》)、“但伤民病痛，不知时忌讳”(《伤唐衢》)、“不畏权贵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诗》)。这样自觉地，勇敢地愿做人民的歌喉，唱出人民内心的痛苦，称得上是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人。

    在白居易看来，为民与为君是能够统一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诗歌既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就要真实地反映民间的疾苦，人世的不平，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弊端。他认为只要写出了人民的心声，深宫的皇帝就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从而调整和改良政治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于是乎，“上下交和．内外胥悦”了。诗人实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在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时代，在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国势衰落，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中唐时期，为君与为民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怎么能够统一呢？“救济人病，裨事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只是诗人主观上的良好愿望罢了。

    诗人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写下了大量“唯歌生民病”的讽喻诗，用那枝犀利、辛辣的笔揭露社会的黑暗，痛斥统治阶级的残暴、贪婪，用饱含同情的笔墨写下了人民的疾苦。他讽刺的笔一直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他谴责唐宪宗的奢侈生活“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隋提柳》)；他痛骂那些官僚和将军的骄奢yin逸：“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他嘲讽卑劣的官吏，“置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暖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红线毯》)。至于描写农民疾苦的诗就更多了。《杜陵叟》、《观刈麦》、《卖炭翁》，《新丰折臂翁》，《陵园妾》、《上阳白发人》等，或为身负苛租杂税重压的农民发出沉重的叹息；或为被宫庭使者抢劫一空的孤苦老人忧伤；有的写出了人民对战争的怨恨，有的唱出了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白白葬送青春、美丽的妇女的悲歌。

    正因为在现实中，为君与为民不能统一，这类诗当然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憎恨。作者自己描述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与元九书》)。在《伤唐衢》之二中，他又说自己的诗使得“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于是，他在皇帝面前失宠了。在宦官与旧官僚的勾结打击下，诗人在元和六年被左降为江州司马。诗人心里也明白是自己的诗得罪了权贵者之故，所以他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与元九书》)。这是白居易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光荣。他生活中遭受的这个重大挫折，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为君”“为民”而作是行不通的。

    二、内容与形式存在矛盾。

    《与元九书》中，有一段有趣的叙述：“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土《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白居易丝毫没有自夸，事实确是这样，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一出，不胫而走，传遍天下。王公、妾妇、牛童、马走雅俗共赏，无不争相传讯他的许多诗作一千多年来一直为人称道，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它们有极高的艺术性。

    但是白居易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不统一的现象呢？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一个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否完美地统一的问题。大凡一个优秀诗人，他的诗能够得以流传不灭，他一定是讲究诗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白居易也一样，他比较注意诗的内容与形式。他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又说：“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伟之以五盲，言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他把诗歌写作过程比作植物成长过程，根是感情，苗是语言，花是声韵，果实是实义。这个比喻十分恰切，内容要靠形式表达出来，诗的感情也要靠语言形式表达，语言一定要音韵优美，才能“韵协而官顺，言顺则声易入。”诗人的许多诗按照这样的要求写了，成了不朽的佳作。在内容与形式两者关系中，他坚持把诗的内容放在第—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易。他说：“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真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他提倡质朴、通俗，是为了让诗歌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诗人认为，只要诗歌有政治意义和真实内容，即使形式粗糙些也比那些华丽空虚，形式精美的作品强。这种观点在《策材》六十八中表达得很清楚：“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yin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yin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诗人的观点，有进步可取的一面，特别是“自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离。风调相高，稍趋浮响。”诗人所处的时代与大历十才子只隔几十年，受大历十才子影响，逃避现实，趋向形式的诗风并未消失，诗人提出“尚质抑yin，著诚去伪”的观点，是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在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诗人又比较偏激了些，他强调诗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对艺术形式却显得不太重视。他的讽喻诗，如《秦中吟》、《新乐府》，目的是“唯歌生民病”，他满足“篇篇无空文”，至于形式技巧，则“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只求能表达主张就可以了。同样，诗人带着这种比较偏激的标准去衡量自晋、宋以来一直到杜甫的诗歌。由于过分地强调内容，他要求一切诗中都有讽喻，于是，像“余霞散成绮”这类清丽，华美的佳句也因“不知其所讽焉”，而被否定了。甚至，在他这条标准衡量下，连李白，杜甫的诗也不算什么了。“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此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仁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这个评价确乎有点过分了。刘勰《文

心雕龙·情采》篇中，对文与质有过精僻的论述：“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白居易却忽视了这一点，他过分强调了“质”，在一定程度上把“质”同“文”对立了起来，凡是有“质”的，都是好诗，反之，讲究“文”的，都应去之。当他要求诗为时为事而作时，诗只是成了“补察时政”的手段，他忘记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忘记了思想内容必须通过生动的形象自然地流露，而不是直露，生硬地说教。从诗人的创作实践中也可看出，这种观点妨碍了他的一些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固然，他的讽谕诗不少写得明快尖锐，深刻动人，而且由于他的质朴、通俗，对他诗歌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另—方面，由于诗人过分追求诗的政治讽刺内容，把写诗当作他作谏官时“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以上”的辅助方法，因而使他的一些讽谕诗太直太露，缺少诗味，有些概念化、抽象化，影响了艺术感染力。也许，这便是人们更爱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一些杂律诗的缘故吧。

    白居易重质轻文的观点，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也起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直接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传统，写了大量有份量的讽喻诗，但大多数作品总使人觉得“质”多了些，“文”少了些，比较浅、直。难怪有人批评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之一杜荀鹤是“诗三百首，唯一联而已”。三百首诗，仅一联佳句，恐是夸张、刻薄了一些，但也反映了他们忽视了文采与技巧的一面。

    不可否认，白居易的诗论对后来的现实主义诗歌写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的诗风，有力地影响了当代与后代的诗人，使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白居易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应该看到，他的诗论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一些缺陷与局限性，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它的得失，加以批判吸收，这才是我们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